一种不言而喻的智慧。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像从脑海中溜出来的。
当人们对杜拉斯说出作家这个词时，它有双重的分量。
我是充满野性又出人意料的作家。
——《就这样》，玛格丽特·杜拉斯，1995年2月10日
没有人能忽视玛格丽特·杜拉斯（1914-1996）作品的双重性。杜拉斯是印度支那的孩子。她出生于西贡附近的嘉定，随后跟着家人搬到永隆、沙沥，18岁之前，她一直住在当时还是法国殖民地的越南。杜拉斯全部的书写就诞生于此，诞生于水稻田、湿热的热带气候，以及双重身份的语境。直到生命的尽头，她仍在追忆印度支那的风景，那里强烈的阳光，河上弥漫水汽的薄暮。如果没有印度支那，玛格丽特·杜拉斯会是什么样子的呢？
玛格丽特·杜拉斯
一，在西贡，在印度支那，故事开始的地方
杜拉斯讲过很多次，15岁那年，她在渡轮上遇见了那个中国男人。在《战时笔记和其他》里，这个男人叫雷奥，在别的书里，有时他叫黄水梨，有时是别的名字。姓名或许不同，情节有所出入，但大致是差不多的。那个男人是富家少爷，戴着大钻戒，开一辆豪车，有时来接她上学，有时带着杜拉斯一家去游玩或参加晚宴。那个男人卑怯、软弱，费力地讨好她，为了让家人从贫困的境地摆脱出来，她成了他的情人。
这个故事里包括了一些别的故事，玛格丽特·杜拉斯与母亲、与两个哥哥的关系。玛格丽特的父亲早逝，母亲带着孩子们在西贡继续生活，母亲当时是小学教员，她既不懂种稻子也不懂农业，却异想天开地想要通过土地发家致富，她花费巨资买下了一块无法耕种的土地，经常被淹，她募资造堤来抵御太平洋的海水，耗费了十年积蓄，一次次陷入绝望。母亲偏爱大儿子，凶狠、蛮横、道德败坏、吸食鸦片的大哥哥是玛格丽特童年的梦魇，也是全家陷入贫困深渊的另一个主要原因。小哥哥是玛格丽特的温柔天使，他们相互偎依，相互取暖，很多年后，成了作家的玛格丽特·杜拉斯把这份感情描写为超越了骨血同胞的爱情，并且说没有比这更深刻的爱情。在越南，玛格丽特·杜拉斯的家庭是白人生活圈子里的一个笑话。
不断地复述、修正和书写，杜拉斯洗刷着自己的耻辱，让别人，也让自己，相信她和中国情人曾经爱过，而且，在这种关系里，她是主导者，她可以对中国情人下命令，她可以拿着他的钱交给母亲，而不是由他直接给母亲，她是连接他们所有人的关键，她无可替代。
在《文字·传奇：法国现代经典作家与作品》里，作家袁筱一谈起过，有人说杜拉斯的作品总是在自我重复，重复那个殖民地的孩子的贫困、绝望和疯狂。可是，关键在于她为什么要重复。袁筱一说，因为在杜拉斯眼里，真实绝对不是唯一的，并且，真实是通过虚构的方式来实现的。她在她一生走过太多灾难之后倒回头去看自己，看童年，看母亲，看两个哥哥，看曾经遇到过的，那个富有的来自北方的中国情人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她真的唯一爱的东西，是写作。
是的，是这样的。写作是玛格丽特·杜拉斯的存在方式，是杜拉斯构筑杜拉斯的方式，她不再是过往生活里受到伤害的杜拉斯，而是因为她的写作而得以自我神圣化的杜拉斯。在访谈里，杜拉斯曾经说过，女性书写与理解自我和倾听自我相连。书写，不是在讲故事，而是引发围绕在故事周遭的事物，作家时刻不间断地围绕着故事在创造。记忆、离题、倒叙一直都是整合作品叙事结构所不可或缺的部分，这是一种流动的书写，她以这种方式在字里行间显示出某些东西，从描述母亲、哥哥到热带丛林，从描述天空有多蓝到夜里潮动的欲望。
二，在战时，在巴黎，她开始用写作构筑自我
《战时笔记和其他》为什么要以印度支那时期开始，原因就在于此。
另外一个原因，在杜拉斯看来，童年时光和战争时期有着它们共同的强加于人的东西，即屈从的经验，并且生发出一种反抗，而写作则变成这反抗的工具。
玛格丽特·杜拉斯回到了巴黎，她拥有了一些法国情人，其中一位叫让·拉格罗莱。玛格丽特和他分享写作的爱好，他们都梦想成为作家，拉格罗莱的小说《战胜嫉妒的人》后来获得了五月花奖。拉格罗莱介绍玛格丽特认识了罗贝尔·昂泰尔姆，昂泰尔姆后来成为玛格丽特·杜拉斯的第一任丈夫，婚礼于1939年9月23日举行。1942年，两人的儿子一出生就夭折了。《战时笔记和其他》描写婴儿的这部分记叙，写得非常动人。
玛格丽特躺在床上，细细地询问孩子的长相，他的发色、五官、皮肤，他的丧事安排。她沉浸在痛苦之中：“我的肚子沉重地又瘪了下去，扑通，扑通，回到原位，就像一块破旧的抹布，一块旧布片，一片裹尸布，一块石板，一扇门，这肚子已一无所有。它曾光荣地怀着这颗幸福的种子，在它美妙地隆起时，这潜入水中的果实（一个孩子，就是一个青果子，就像未成熟的水果一样，使得你嘴里满是口水），只在我肉体内充满黏液的，滑润、幽暗的暖热中生活，而生命的光却杀死了他，他在空间遭到孤独打击致死。”她说自己在这痛苦之中生出了一种反抗，她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同孩子的生命连接在一起，她的反抗能力从来没有这样猛烈，因为死亡让他无拘无束，对她来说他将永远活着。
通过这些文字，玛格丽特·杜拉斯确实做到了让孩子永远活着。可是，玛格丽特对于文字的强烈依赖，也是她与孩子的父亲失和的肇因。
1942年，玛格丽特认识了迪奥尼斯·马斯克洛，马斯克洛成了她的情人。在德军占领期间，他们三人都是抵抗运动的成员。1944年，罗贝尔·昂泰尔姆被送去集中营。三年后他出版了一本描写集中营的有影响力的书《人类》，在书中，那些在垃圾堆里翻找食物的人依然坚守着作为人的意识和良知。
1947年，玛格丽特和罗贝尔离婚，不过仍维持友谊，直到1976年，玛格丽特写了一篇文章，讲述罗贝尔从达豪集中营归来的经历。文章中有很多不实之处，罗贝尔读过之后，脸色苍白，大声怒骂，指责玛格丽特对他私生活的僭越。1990年，罗贝尔过世，玛格丽特没有参加葬礼，但她在几次访谈中表达了深情的缅怀。
1943~1949年，杜拉斯写下了许多笔记，很久以后，杜拉斯在诺弗勒堡的壁橱里找到了它们，她把它们从沉寂中挖掘出来，于1985年出版了《痛苦》。或许是时间模糊了她的记忆，或许是对遥远事件的戏剧性的夸大需求，或许是因为热爱撒谎的本能，被写入《痛苦》的一些当事人，比如戴瓦尔夫人，指责杜拉斯毁坏了他们的名誉和自尊。
不管如何，《战时笔记和其他》是研究杜拉斯的重要文本，书中有大量的自传性的叙事，没有人能完全检测这些叙事的真假成分，或许连作家自己也不能。除了《痛苦》的记录之外，笔记还包含了《抵挡太平洋的堤坝》的底稿，以及未来成为小说的《直布罗陀的水手》、《道丹太太》的材料，而这些笔记尽管以笔记命名，但没有人认为它是生活个人日记，它们都是杜拉斯的创作。她用文字筑起高墙，让自己成为这座城堡的女王，写作造就她的王位。
三，写作是她重塑自我的方式，是她真正的“情人”
从1957年起，杜拉斯就对给报纸写文章很感兴趣。写作是一种走入的行为，一种从外部走入内部的行为。写作也是一种走出的行为，让自己走出房间。
这些报纸文章后来结集为《外面的世界I》和《外面的世界II》。杜拉斯在序言里写道：“写书的时候，我从来不写其他文章。我蜷缩在窝里，时间对我来说一片空茫。我害怕外界。写书的时候，我想我甚至都不读报纸。我无法在写书的间歇插进这样的事情，我不明白身边都发生了些什么。而写文章对我来说就是走出我的房间，那是我最初的影院。”
这些小短文是杜拉斯世界的碎片，不会威胁杜拉斯的自身存在，她可以暂时地脱离虚构的冲动，放心地让自己讨论文学、绘画、艺术、社会事件，讨论对巴塔耶、布朗肖等思想家的看法，还有电影创作的理念。要知道，杜拉斯不仅是作家，也是一个先锋、新浪潮、文学化的电影导演。杜拉斯一生编导了十九部电影，其中《广岛之恋》于1961年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剧本提名。
玛格丽特·杜拉斯所有的小说，包括电影，不管以哪种方式创作，都是爱情故事。除了生来就具有野性之外，她不断逾越社会限制，设计着自己的故事。她带着有意识的刻意的激情，无意识的对某种命运的痴迷，回应着被她选中的爱人。
玛格丽特的生命中有四个重要的男人。继罗贝尔·昂泰尔姆、迪奥尼斯·马斯克洛之后，是热拉尔·雅尔洛。他们相遇在一个圣诞之夜，当时他已婚，是三个孩子的父亲。他们的爱情热烈、粗暴，他是个讨人喜欢的花花公子。热拉尔和玛格丽特一起为亨利·科尔比的电影《长别离》写了剧本，该片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（1961），1963年他的小说《怒吼的猫》获美第奇奖，杜拉斯是评委之一。他们的故事是杜拉斯的小说《琴声如诉》的原型。
第四个，也是陪伴玛格丽特·杜拉斯剩余人生直至死亡的，那个男人，在1975年时，叫扬·勒梅，是哲学系的学生。那是他们的初遇，杜拉斯在冈城的卢克斯电影院介绍她的电影《印度之歌》。接下来的三年，扬一直给玛格丽特写信。有一天，玛格丽特回信了：“你来吧。来我的身边。”重逢的时候，他27岁，她66岁，相差近39岁。玛格丽特给他重新起了名字：扬·安德烈亚。她为他命名，她要他成为她的仆人。他们的感情并不融洽，她总是任性地折磨他，她无法容忍他与其他人的情感关系。很多次，他走了，又回来。他待在她身边，他想“帮助”她写作，而她知道爱情之可怕，唯有文本不可磨灭。她讲述着这份爱情如何持续、疲惫，欲罢不能，又怎样被召唤，被烙印，她滔滔不绝地叙说一切，叙说衰老的容颜如何抵抗时间，叙说爱情如何与死亡的意象同在，如何在她身上发生。
《就这样》，选录了1994年11月20日到1996年2月29日病中的玛格丽特·杜拉斯说过的话，这些话是扬·安德烈亚收集整理的。“以前和现在是你我之间的爱情。死亡和爱情，你希望怎样就怎样，你，你希望自己是谁就是谁。”“在一起就是爱情、死亡、说话、睡觉。”“快来。快，给我一点您的力量。凑到我的脸上。”“我爱您。直到无法放弃你。”……1996年2月29日星期四，下午三点，“我爱您。再见。”《就这样》，就这样吧。
生活和写作的互文，小说、戏剧和电影的互文。说到底，杜拉斯一直在讲述的，是一个写作的故事，是用“同一本书”不断探寻“另一种可能性”的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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