见到戴锦华时，她刚结束一场学术会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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梳到脑后的发髻，深框眼镜，暗色长袍……深沉的颜色中，一条蓝底白花的长围巾，中和了她干练的气质。
这条围巾伴她多时。
她戴着它和几位学生们围坐在长桌上讨论文学，和讲台下的数千名观众分享电影，再戴着它南下参加学术会议和春风悦读榜的颁奖盛典。
左起：戴锦华、乔叶、韩敬群
我上前一步，还未来得及自我介绍，戴锦华先一步伸手问好。
我赶忙握住那只温暖的手：“戴老师，您好。”
第一次听到“戴老师”这个称呼，是从大学里，教影视艺术概论的80后女老师描述道：她身高1米75，气场强大，腰板笔直，学贯中西，“戴老师真是酷毙了。”语气推崇备至。
这些年，“戴老师”这个称呼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。
在豆瓣、在B站、在短视频平台，从线下到线上，从文艺到大众，戴锦华的电影大师课受到90后、00后的追捧。从电影拉片延伸至性别议题、大众文化和社会关切……纷至沓来的年轻人们，听她上课，向她提问——
“戴老师，怎么看待人到了年纪就应该结婚、成家？”
“戴老师，小镇做题家逃回小城市一切都会变好吗？”
“戴老师，明明人生才刚刚开始，我们的年龄焦虑从何而来呢？”
这群在题海试卷和评价体系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们，迷茫、困惑、不安，他们亟需一个确切的答案，普世的模版。
前不久，戴锦华和一群非人文社科专业的学生们聊天，他们丢出了一个陈述句：“除了拼绩点、成绩，努力在竞争中胜出之外，我们没有其他任何选择的可能性。”
“那你们是否可以退出这类游戏，选些别的？”戴锦华回了一个问句。
学生们摇头。这让戴锦华感到迷惘。
几天前，她读到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的一句话： “我们生活中的教育体系迫使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去夺得一切，我们像一支奇怪的处于黑暗中的军队，被推着往前走，当中一些人用枪炮作战，另一些人则只用棍棒。”
那是20世纪70年代的一场访谈，帕索里尼后来将其定名为《我们都处于危险之中》。
放在当下，这些困境有更外在的表象，让我们用统计学意义上的数字来说明——
2022年，高校毕业生预计1067万，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高。全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达到457万，比上年增长超过20%。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，截至2022年年底，全国16-24岁的城镇青年失业率为16.7%。
《北京青年周刊》2022年大学生发展方向人气榜表明，排名前三的发展方向为考研、考公和做自媒体。2022年国考报名人数为212.3万，招录比低至1/70，教师资格证报考人数为1144.2万人，是6年前的4.5倍。
围绕着他们的是无尽的话题：为什么这届年轻人要脱掉孔乙己的长衫？为什么要去寺庙团建？为什么抛弃亲密关系？
它们背后更大的问题是：我们是否可以在不确定的结构当中去追求确定性？抑或以为忽略结构的不确定便可以达到确定性？
To be or not to be，不再是“生存还是毁灭/介入还是不介入”，而是一次“被动还是主动”的自问。
与戴锦华对谈的当天，远在四川德阳某林场，3名年轻人相约自杀。时间再拨回20天，4名年轻人在张家界跳崖自杀，舆论哗然……在他们身上，有很多共同点。
我们的问题，从这群年轻人开始——
潮新闻：您有没有关注过前不久年轻人相约自杀的新闻？
戴锦华： 非常关注。比起个人遭遇，我更关注相关的时代状况。社会分化和人口大规模流动是同时发生的。之前我们一直以为，这种流动自身是社会进步的组成部分，来自改善人们生活处境的朴素愿望。但现在我们会发现，在这个奔赴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到底付出了什么代价，是谁承担了这些代价。
以前我们会讲农民工、打工妹的遭遇，但我们忽略了其后隐形的农村家庭结构，以及家庭背后的孩子和老人。当我们讨论城市青年问题时，往往会讨论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”的竞争，忽略有些人甚至连接近独木桥的资格都先在丧失。
当整个世界只拥有唯一的价值体系，唯一的生活方式，唯一的成功之路时，我们事实上便开启了大逃杀游戏模式。
不是你胜我败，而是你死我活。
在这样的逻辑下，留给先天没有竞争优势之人的，只有无望。
除了个人成长历史原因外，从最保守的立场上说，一个社会也应该提供不同阶层，不同层次的人的生活方式、生命价值，让人们能够确认自我或者赢得抚慰。
潮新闻：之前父母往往会和孩子说“上了大学就解放了”。但现在的大学生从大一就要开始算绩点、跑实习、攒论文，没时间玩了，这和上一代人的大学生活完全不同。
戴锦华： 是啊，我也令我感到迷惘。前不久，我和一些非人文社科的学生们相遇，他们说起自己的不快乐。认定除了拼绩点、成绩，努力在竞争中胜出之外，他们没有任何其他选择的可能性。我建议：是否可以退出这类游戏，选些别的，但他们即刻共同拒绝了后者的可能性。
什么叫可能性？我们的讨论尚未涉及现实的出路，或者平行的方案，只是言及可能性。但他们似乎拒绝将“可能性”纳入考量。这个问题是社会性的，有些时候我会建议他们调转视线，停下来问问自己，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？自己还能如何生活？
潮新闻：大家好像对不稳定的、没有保障的生活很害怕，想过上一种“安全”的生活。
戴锦华： 我们也谈到了这个话题：考公务员，为了生活更加安全，更具有确定性。我和他们说起，我当了41年的老师，不时看到这类潮汐涨落——一会儿大家都本科毕业就即就业，一会儿却蜂拥去考研究生，一会儿扎堆出国、考GRE考雅思，近来流行考公务员。
这其间无疑有社会变迁的痕迹，但相对于个体，任何时候，任何趋势一定不是对所有人都适用的选择。在人们争相加入某个大潮的时候，有没有问自己：你想要什么？你到底要什么？
前段时间，“话剧九人”重新回到北大百年讲堂上演《春逝》，演后有观众问：“作为业余爱好者，你们花这么多时间演话剧，不觉得浪费吗？你怎么获得自己的确定性？”
其中一位主演说的回答我很喜欢。她说，“我更喜欢不确定性。”
我们是否可以在不确定的结构当中去追求确定性，抑或以为忽略结构的不确定便可以达到确定性。网络文化的效果之一，便是遮蔽不确定性的前提，令我相信我们对确定性的持有与追求。 因此，我们常常无法看到给定的、为推送不断重复、强化的模板之外的可能，于是我们被选，而自以为自己在选择。
潮新闻：您有没有发现周围的年轻人越来越爱去寺庙团建了？像我身边会有朋友会因为一件事不停地去不同寺庙求签烧香。
戴锦华： （笑）那就不是求神佛了，是验证神佛。
潮新闻：年轻人去寺庙想要去追求什么东西呢？
戴锦华： 其实这就是同一件事的不同面向，也是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和规避。当然，我在耽美小说里读到过一句话，叫“未经苦楚，不信神佛”。类似趋向，说明我们的确经历了磨难。那么烧香拜佛之后呢？我们应当如何继续？当我们把不确定性交给一个更加未知的力量去把握的时候，我们便真的获得了确定吗？况且我们早知道：自助者天助。我们有没有真正尝试行使选择权，接受不确定的前提，增加生命的选项，并且尝试改变呢？
潮新闻：独生子女、消费主义、网络生存……我们这一代（90后）仿佛连亲密关系的达成都成了问题，因为害怕处理此类关系，我们开始流行独居、养宠物、投身虚拟世界……尝试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。这样长此以往，我们还需要亲密关系吗？还需要爱情吗？
戴锦华： 这是我近年来一直在关注的问题。
我觉得那种嫁不嫁？娶不娶？如何嫁娶？老了之后怎么办？首先是个人选择，无可厚非。但如果这变成一种社会性的潮流，我们普遍失去了对他人、异性的好奇，对爱情、甚至是对情感和身体经验的好奇，那就无疑成了社会性问题。
我一直在强调，无论社会条件、历史情状、生活方式如何改变，人的社会性生存的前提是没有变化的。人是社会性动物，人的生存就是社会性生存。事实上宅生存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强了个体生存的社会性前提。那么如何处理我与他？如何直面生命中的相遇、人与人之间的差异？
最近，作为本科生导师与新生交谈时，我发现大家普遍地表现出对大学时代的友谊没有期待向往。而我一直以为这是我们赢得毕生友情及相伴的最后机遇。但孩子们谈到同屋之间，他们会很高兴与不同系的同学同居，因为室友们会实验室、教室，自己便可以独享宿舍空间（遗憾的表情）……我以为这里存在的不仅爱情问题，而是我们是否能够接纳差异、分享差异，在其中学习，经历成长。
潮新闻：我们生活的社会、运用的社交媒体、对圈层的集中，似乎都在重复自我的复刻。所有的话语都在营造出一个你可以找到另一个世界的自己，或者说要处在一起大家都是同好的环境中 。
戴锦华： 对，这才是更大的问题。所有的社交软件都建立在同类相求的机制下，虚拟世界鼓励、营造着“社交关系”中的自恋性的投射。 现在我们都似乎需要借助爱人的眼睛，只需要借助黑镜子就能持续地看到自己的“美颜”。
但人际关系实际上是一个体验差异性的过程，我们在他人的差异性中达成生命和成长的命题。这的确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。但这难道不是生命的意趣自身吗？一切预知、确定，难道不是极为乏味吗？
近来大家常常讨论交友不交友，婚恋不婚恋。把大的问题往小了说。但它的背后的问题是，我们能否保有社会性的丰盈？我们如何与他人相遇、相处？我们如何丰满我们的有限的生命？
此前我读了一位西班牙的临床精神分析医师的小书，她认定世界性文化陷入了病态。忧郁症全球流行的成因之一正在于我们拒绝差异性，拒绝人际间的不确定。而网络世界的热闹，令我们无法意识到自我的匮乏。那是一种被热络、喧闹、狂喜的幻象装饰了孤独，他指向崩溃、碎裂，而非救赎。
当他者携带的生命中的冲突、挫折、成长体验都消失时，我们可能获得的共同经验便成为揽镜自照、抱团取暖，相互印证、背书——这真的是满足吗？这是我们的愿望吗？还是我们的困境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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