潮新闻 记者 肖淙文 陈醉 通讯员 蒋攀 劳超杰
余姚市谢家路村“小板凳”村民说事亭 资料图 图源潮新闻
夏夜，走进余姚市谢家路村，61岁的村民陈光义邀请我们到村里最热闹的地方坐坐。每月10日是村民议事日，晚上7时不到，“小板凳”村民说事亭中“村事大家说，干群心连心”的对联下，已坐满了人。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一年前，陈光义在这里提出建设公共停车场的需求。如同种下一颗种子，如今，300平方米的荒地变身标准停车场对外运营，解决了停车难顽疾。
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”，强调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”。20年来，以“千万工程”为总牵引，浙江乡村治理效能有效提升。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“枫桥经验”、用好依法治理的“后陈经验”、共商共信的“村民说事”等金字招牌，为全国乡村完善社会治理、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提供了范本。
当前，浙江正全过程加强乡村社会治理，把自上而下的“浦江经验”和自下而上的“枫桥经验”结合起来，进一步涵养文明乡风、良好家风、淳朴民风。“千万工程”怎样重塑乡村治理机制？一个善治的乡村，如何助力共同富裕？近日，记者蹲点多地，寻找浙江乡村善治的密码。
让基层施展拳脚
上面千条线，下面一根针。基层既是产生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“源头”，也是协调利益关系和疏导社会矛盾的“茬口”。
杭州小古城村村景。（小古城村供图）
蹲点期间我们看到，无论是谢家路村的“小板凳”村民说事亭、象山的说事长廊，还是杭州小古城村的老樟树下，“村民说事”在浙江乡村已成为日常。变化的场景背后是不变的治理内核——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，老百姓说好才是真的好。
“乡村治理是‘千万工程’的社会建设工程，对提高‘千万工程’内生动力有十分重要的作用。”省乡村振兴研究院首席专家顾益康说。
“小事不出村、大事不出镇、矛盾不上交”的“枫桥经验”在发展中迭代出新。浙江以村民自治制度为本，推广民主恳谈、“五议两公开”、村民票决制等民主自治形式，形成群众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、自我教育、自我监督的自治格局。
基层矛盾要用基层民主的办法来解决，事实证明，这样的源头治理，需要强有力的党组织全面领导。在谢家路村，党员干部正是凭借一条小板凳，拉近了干群距离。当地把村庄划为10个村民小组，把支部建在小组上，每位干部联系160户农户，以坐板凳家访的形式，确保户户有党员联系，急难问题及时解决。
“曾经村级组织说话没人听，现在组织有了凝聚力，干部有威信，做工作容易多了。”谢家路村党委书记唐华军说，此前，涉及230多户的杭甬复线高速项目征迁，只用一个“五一”假期就实现100%意向签约。
构建高效的乡村基层管理体制，不仅要放权让基层施展拳脚，更要权责统一，确保管理者善用权力。
在宁海，提起村级事务的规范流程，我们见到的每位村干部都敢拍着胸脯打包票。自信源于制度，2014年，宁海在全国首创村级小微权力清单36条制度，规范干部用权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。去年，当地又梳理出违反这36条制度的典型案例和典型问题，形成了36条负面清单。
提起今年5月被乡纪委警示谈话一事，宁海县茶院乡下徐村党总支书记应某后悔不已。此前，他未经村民代表会议决议，直接将村卫生保洁服务项目进行续包。今年前5月，宁海县各级纪检监察组织收到反映农村党员干部问题的信访件23件次，同比下降11.54%，其中反映三资管理、征地拆迁等问题的信访举报同比下降15%以上。
数字赋能乡村治理
不久前，宁海县西店镇岭口村党委书记舒迎春被村民舒瑞表“堵”在了办公室。舒瑞表提出困惑：“邻里中心改建的工程介绍中，有两间房只规划盖一层，这不是浪费空间吗？”舒迎春耐心解释，一层的房屋之上后续要加建大屏，将用于村级通知、村务公开。
工程介绍是舒瑞表从手机客户端“监督一点通”中看到的。舒迎春说，现在村民点点手机就能投诉，监督更透明、具象化，改变了过去以镇乡为主的监督模式。
2015年，桐乡市在全国率先把乡村治理经验概括为自治、法治、德治“三治融合”，并开展了更为自觉的实践，这既是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的精髓，又是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。近年来，在“三治”之外，智治元素愈发显现，成为浙江数字强省建设在乡村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。
蹲点中我们发现，随着治理效能提升，“现代”正开始成为浙江未来乡村的主体形态。乡土味的人居环境，加上现代化的治理理念和公共服务，才是理想的未来乡村。
现代，不只是简单的数字化场景营造，而是使用大数据、云计算等信息技术，提高社会矛盾的发现和预警能力。
在宁海各村，村级事务必须网上走立项、上会、招标等流程，若有一环缺失，系统就会发出预警。在海量数据和模型算法提升下，近期，一条预警信息被发送到长街镇纪委书记陈健的手机上：一位村民5天领取1000元误工补贴，明显高于村里规定的每天150元补贴标准。 至今，通过预警提示，仅用工补贴发放异常一项，长街镇就已挽回村集体经济损失1.9万元。
现代，更体现在以人为本。乡村中普遍存在的“一老一小”照护需求、流动人口的管理难题如何破解？浙江的答案是用乡村新型技术形态，聚焦“重点群体”和“关键小事”，让优质公共服务下沉乡村。
在谢家路村，平安村居系统遍布村庄的公共区域和村民授权的庭院。去年冬天，一位独居老人摔倒在自家庭院，村里的“综合智慧室”立刻收到报警，不到3分钟，巡逻车就抵达现场。
在浙江多地，类似的智治“基础细胞”撑起了“村庄大脑”的运行。运用数字技术增强治理的预见性、精准性、有效性，满足村民精细化服务需求，或是写好治理效能提升下半篇文章的关键。
大治理滋养共富苗
行走乡村，我们看到了“治理”二字的包罗万象。在诸暨市“村BA”赛场上，村级精英球员全情投入，场下村民呐喊声震天。在这里，篮球比赛已成为全村关注的公共事务，“多一个球场，少一张麻将桌”，2个多月，近700场乡村篮球赛，让体育成了诸暨乡村基层治理的一种新润滑剂。
聚焦共同富裕背景下的乡村振兴，浙江乡村治理正向“大治理”拓展，以自治为基础，聚集多种手段、多种主体、多样目标的融合共治成为趋势。浙江的乡村治理已超越“管”的层面，正以发展为导向，串联起百姓精神文明素养提升、优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和乡村产业发展。
融合共治，在宁海早有先例。2019年，宁海引入“艺术乡建”模式，将乡村从洁化、美化向艺术化转变。
漫步葛家村，一步一景都流传着和美佳话：30余年互不理睬的邻居，主动拆除相邻的围墙建设美术馆，4户人家将旧棚屋改成共享花园，收获“四君子院”美称；在南溪村，卫生死角改造的“南溪楠小院”成了人气打卡地，村民捐赠旧冰箱、茶壶种植多肉小景，乡风文明转变的同时，也破解了“政府干、群众看”的治理顽疾。
动员多方力量，吸纳多元主体参与共治，成为探索共同富裕的启示之一。去年，人居环境重塑的葛家村，推出“村宝”创业季。每一户村民创业主体，都由村党支部牵头陪伴式创业，并结对一户联户党员、一位设计师、青年创业导师和运营师。党建联建支持下，宁海县市场监管局上门帮助办理营业执照，星巴克等企业的咖啡师、宁海巧娘等公益团队，成为村民的专属顾问。从共治到共富，容纳多种产业的乡村品牌集群，成了葛家村的新招牌。
“浙江的乡村治理探索先行一步，将成为重估、再造乡村价值的关键一环。”浙江农林大学教授、省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潘伟光认为，未来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，应进一步拓展共治范围，丰富多元共建内涵，构建协商协同、合作共赢的“村村抱团”“村企抱团”新机制。此外，还要系统性解决重点群体的治理难题，提升以“一老一小”为重点的公共服务能力，推进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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